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主要以由知识界和实业界中的中上层人士为成员。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工商业受着官僚资本主义的盘剥和压迫，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和平建国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下，出自于爱国主义与维护民族工业的立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要求，以“与闻国是”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便与职教社副理事长杨卫玉，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胡厥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章乃器、经济学家施复亮等人，协商共同筹建以知识界、实业界为主体的政治团体。经过数十次的协商之后，民主建国会便在重庆正式成立。会议推举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施复亮、孙起孟等人为常务理事。

　　民建的政治纲领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民建《章程》提出：“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事业为宗旨。”在《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政党，我们对于一切为民主建国而努力的党派及个人，都愿保持极度的友善，然而同时保留对于任何方面的完全的批评自由，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民建成立以后，积极联络在重庆的社会团体，组织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举行向各界民众报告会，向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和平统一。1946年4月，民建总会迁往上海。6月，民建参与组织了上海反内战大会，并推派盛丕华、包达三、阎宝航、胡子婴等人参加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6月23日，在南京下关车站遭遇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攻殴打。10月11日，民建对时局发表声明：“当前时局的病根，在于没有实行民主”，要求“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根据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来解决当前一切问题”。声明谴责了国民党发动内战，撕毁政协决议。此后，民建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爱国反帝争取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袖、创始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职业教育家。

　　1917年，黄炎培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他任理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先后建立了中华职业学校等七所职业学校，发行了一百二十多种书刊。他在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北洋军阀政府先后两次任命黄炎培为教育总长，他均坚持不就，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1931年，黄炎培去日本考察职业教育，获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已明日张胆叫嚣发动侵华战争。回国后，他多方奔走相告，但均未被国民党政府重视。“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1945年7月，他与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民主建国会成立之后，公开表示，要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和平、独立的民主政府奋斗，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独裁政策。1947年10月，中华民国国庆，黄炎培专门发表了《国吊》一文——“这时候只有国吊，哪有国庆”，抨击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文中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很远很远那里唱出厂千声万声的鸡鸣，天快亮了”。

　　胡厥文继黄炎培之后任民建中央主席。

　　胡厥文生于1895年，青年时代的胡厥文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走的是“实业救国”的道路。1932年，“一·二八”事件，他发动工商界的工厂为十九路军赶制武器和弹药，支援上海守军坚守阵地抵抗日军的入侵。从这个时候起，胡厥文蓄起长髯以示反帝救国的坚定意志、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诚挚忠贞的爱国精神。1937年， “八一三”，日军侵占上海，为了保存民族工业，不作亡国奴，支援抗战，胡厥文组织动员江、浙、沪、宁百余家工厂，西迁祖国大西南，生产军需民品，为抗战在经济战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了，胡厥文本以为这下子民族工业有了出头之日，哪知道，日寇刚走，便来了大批的美国洋货，国货受到冲击，奄奄一息的民族工业更是难以为继。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扶植民族工业，反而落井下石，竟然取消与民营企业的订货合同，还散布“你们要振兴民族工业有什么用？要你们的这些废铜烂铁有什么用？要好东西向美国去要好了。”民族工业处于危难之中。

　　周恩来在重庆时，曾时常邀请民族实业家在“特园”举行茶话会。周思来向他们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他们分析不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不解放，民族工商业就无前途可言。胡厥文自己多年的坎坷经历验证了周恩来的话。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实业救国”之路，思考中国的出路。

　　1945年，重庆谈判，在“特园”的一次招待会上，胡厥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协商解决问题，非进行武装斗争不可呢？”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共产党如果没有军队，不进行武装斗争，恐怕早已被国民党杀光了，哪还有什么共产党呢？！”

　　毛泽东的回答道破了胡厥文心中的疑团。

　　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底，胡厥文曾率领以行业代表人物、经营管理家、技术专家为成员的四十多名上海工商界人士代表团，赴东北、华北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了东北革命老区摆脱战乱以后，在短短的时间里，经济得到了迅速地发展，私营经济也得到了保护，并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返沪后，胡厥文以此为例，说服工商界人士，解除顾虑，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照《共同纲领》指引的道路走。

　　解放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胡厥文和陈毅交往频繁，他钦佩陈毅，爽快豁达，既有大将风度，又有文人气质。他曾赠陈毅五言绝句一首，名曰：《长期共存》，诗中表达了胡厥文终生和共产党共同奋斗的决心，表达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的愿望。诗云：

　　党派今何似？长松附茑萝。

　　百年生死共，痛痒共搔摩。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定。同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章程》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为贯彻宪法的实施，建设广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贯彻这两个大会的精神，民建于1955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民建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是，要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明确民建“负有协助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使命”，要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同年1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民建立即要求广大工商业会员“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迎接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在工商界民建会员的带动下，从决议的公布到1956年1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基本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月30日，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李烛尘、盛丕华率领全国24个省、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的代表向毛主席报喜，庆贺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民建的贡献是卓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