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1月1日，其成员主要由中国国民党内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的民主派(国民党的左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从孙中山领导改组国民党，执行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起，便一直就是一个和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群体。

　　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一批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人土，便是这个群体的革命领袖。

　　宋庆龄是民革的名誉主席，孙中山的夫人、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1931年12月，邓演达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武装起义而被捕。她亲自去找蒋介石交涉。蒋介石此时已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便对宋庆龄说，“这个人你见不到了。”宋庆龄听了此话，心中的怒火再也忍耐不住了，一下子掀翻了蒋介石的茶几。回到家，宋庆龄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宋庆龄之宣言》。

　　《宣言》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残害革命者的种种罪行，宣布国民党已经“灭亡”。《宣言》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指蒋介石)。”因为：

　　第一，蒋介石“由于背叛了革命政策，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者投降，并且不惜利用武力和最下流的手段。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广州和南京这两派都以军阀为靠山，都在力争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而且都背叛并屠杀中国人民大众”。

　　第二，“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至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一个例子”。

　　《宣言》中提出，“国民党今天已经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

　　今后中国应该怎么办，路应该怎么走？宋庆龄提出了“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她说：“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这句话表明，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宋庆龄便下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入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决心。

　　宋庆龄《宣言》的发表，石破天惊，沉重打击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对宋庆龄无可奈何，便采取了暗杀杨杏佛，以达到警告宋庆龄的卑鄙目的。

　　杨杏佛，国民党左派、爱国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秘密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深得宋庆龄的信任，是宋庆龄的得力助手。杨杏佛在他被害的前二天，来到宋庆龄的寓所，提醒宋要提高警惕，他对宋说，在恐吓信中也有您的名字。宋庆龄也叮咛他，“自己也务须小心。”

　　1933年8月，杨杏佛与儿子杨小佛乘车外出，刚出大门，即遭特务狙击。杨杏佛与司机当即牺牲，杨小佛腿上中了一弹。这一年，杨杏佛年仅40岁。

　　杨杏佛被害，宋庆龄没有被吓倒，她发表声明，谴责这种卑劣的暗杀行为：“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杀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她郑重指出：“杨铨(杨杏佛)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她警告当局，“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宋庆龄的声明，充分体现了一位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坚定的革命精神。

　　李济深，民革中央第一任主席，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九·一八”事变，李济深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抗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积极支持十九路军。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在桂林积极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1944年桂林沦陷后，李济深在家乡组织抗日武装。抗战胜利以后，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指责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1946年春，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何香凝，继李济深之后任民革中央主席，廖仲恺的夫人。蒋、汪背叛革命后，她毅然和蒋、汪决裂，辞去了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淞沪抗战，她走上街头，高度赞扬十九路军的英雄壮举；她致电海外华侨，呼吁援助；她多方奔走，筹备军饷，创办伤兵医院。1933年，中国共产党处在危难之时，她支持儿子廖承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参加了以后的万里长征。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她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为了羞辱蒋介石，把一条裙子寄给蒋，并附绝句一首，诗文曰：

　　　　　　　　　　　　　　　　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
　　　　　　　　　　　　　　　　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诗文无情地鞭打了蒋介石的卖国行径。

　　“西安事变”解决后，宋庆龄为配合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接受了毛泽东的请求，以民族利益、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把个人恩怨置于一旁，一改大革命失败以来，拒绝出席国民党会议、抵制国民党中央的态度，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了国民党1937年2月举行的五届三中全会。会议上，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联名向大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会议上，宋庆龄作了题为《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说。在演说中，她讲：“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她提议：“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7月15日，中共交给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书，并约定随之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蒋介石却故意拖延，迟迟不公开发表《宣言》和《谈话》。宋庆龄为此接连发表文章，推动国民党加快前进的步伐，力促国共再次合作早日实现。

　　她在文章中敦促国民党领导人切实改正“十年反共战争的错误”，她说，“现在虽然晚了，但改正这个大错误，晚一些总比永远不改更好”；她赞扬共产党，她说“共产党与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证明……国民党如果愿意遵循孙中山的联合工农的政策，他决不应该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

　　经过宋庆龄与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土的大力推动，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终于在9月22日和23日，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正式宣告了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宋庆龄为此欢欣鼓舞，她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去为全世界和平事业，为增进社会经济秩序，为反法西斯与反对战争而奋斗。”她诚恳地向国共两党呼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虽然没有上过战场，虽然她没有直接指挥过一场战斗，但是，她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所做不到的。宋庆龄是在一个特殊的战场，指挥着一场特殊的战斗，而且始终在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

　　宋庆龄在香港，通过广播，通过书信，向英、美各国呼吁支持中国的抗战。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就是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经宋庆龄的介绍，先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尔后到了延安，分配到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为了做好支援敌后抗战工作，宋庆龄在香港联络了爱泼斯坦等国际一些友好人土，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她亲自任主席。

　　“保盟”的《新闻通讯》发表了宋庆龄一系列的致国际友人及华侨的文章和函电。

　　宋庆龄的文章，阐明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国家的生存权，而且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民主，保障人权的战争。所以，中国的抗日战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性的地区”，“一个自由中国是远东和平的惟一保障，一个自由中国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进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骤。”

　　宋庆龄的文章论证了援助中国与保卫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威胁着中国的独立，而且也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在《致美国工人们》的信中说：“今天，盟国的力量与中国自己的力量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击日本。中国战斗得越有力量，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会越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应该互相支援。“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能帮助他们自己——并帮助你们。”

　　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深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在宋庆龄出色的宣传下，美、英、法、加、新(西兰)、印(度)等国纷纷成立援华团体，如美国援华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等等。宋庆龄以她崇高的威望和正义的呼声，赢得了许多国际大资本家的支持，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的船王，都曾给予“保盟”捐助过巨款。

　　宋庆龄和“保盟”对延安及八路军最大的援助是建立国际和平医院。陕北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这里没有一所医院。1936年，宋庆龄介绍马海德去延安，1939年，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脱通过宋庆龄捐给国际和平医院一辆大型的救护车，车上灯水齐备，有手术床和七张病床。宋庆龄安排专人将这辆救护车护送往延安，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宋庆龄热情介绍这个医疗队去延安。柯棣华和巴苏都是这个医疗队的成员。巴苏到延安后任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外科主任。柯棣华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牺牲之后，继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的职务，后来，他积劳成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医疗岗位上。宋庆龄为纪念柯棣华，撰文写道：“和他前任的白求恩大夫一样，站在中国人民的游击区一边，以国际主义精神，为战胜疾病和死亡而生而死。”

　　宋庆龄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别人是难以替代的。廖梦醒回忆：在重庆，有一次，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可是飞往延安的美国飞机舱门太小，X光机进不去。周恩来让我和宋庆龄商量。宋庆龄介绍我找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将军一见是孙夫人的要求，便满口答应，随即下令改建飞机的舱门。一天以后，X光机就运到了延安。

　　1943年，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朱蕴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派在重庆酝酿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民联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宣布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最高纲领，“主张中国国民党应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

　　在上述同一时期，另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等在广州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民促于1946年春正式成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民主派坚决反对国民党打内战。1945年秋，何香凝与陈劭先、李民欣、李朗如、陈此生等人商议，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蒋介行挑起内战后，1947年6月10日，何香凝、李济深联合发表了《致海外国民党同志暨同胞书》，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状，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1947年秋，在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时候，何香凝明确提出了要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主张，并建议这组织应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有许多同志嫌弃“国民党”几个字。何香凝申明了自己的理由，她说，冠以“国民党”，可以团结更多的国民党革命同志参加革命。她认为，争取过来一个(国民党员)，就可以减少一个敌人，增加一个朋友。她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何香凝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7年的下半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和国民党内其他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香港，于11月12日举行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这一天是孙中山82周年诞辰纪念日。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宣布成立。会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的行动纲领。”

　　民革的成立，实现了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孤立，对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革的组织发展以国民党及在职的旧公务人员的中上层人士为主要对象。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完成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民革成立了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干事会，为迎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了必要的思想准备。